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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破心灵桎梏陶渊明归隐心理分析？
一方面，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，当时社会政治黑暗、官场***，他在仕途上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望。他目睹了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、***受贿以及对百姓的压迫，对这种现实感到不满和无奈。
另一方面，陶渊明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，崇尚自然、追求自由。他对官场的虚伪和束缚感到厌倦，渴望回归田园生活，与自然亲近，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自由。
此外，陶渊明的个人性格也可能对他的归隐决策产生影响。他可能是一个独立思考、不随波逐流的人，对物质财富和功名利禄的追求并不强烈，更注重内心的感受和精神的满足。
总的来说，陶渊明的归隐心理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，既包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，也包括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，以及他个人的性格特点。归隐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，一种追求内心平静和自由的方式。
陶渊明做官求过何人？
读过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和《饮酒》诗的人，想必会对他厌弃官场、倾慕田园生活的性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因此陶渊明是不可能低三下四也求官的。他共有五次从政经历：
第一次：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（393），其时他29岁。他出去当官的目的，只是因为家里贫穷，想挣点俸银补贴家用。陶渊明八岁丧父，十二岁庶母卒，其后家园又为人所侵占。所以他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。他第一次当的官是江州祭酒，管理的是三国以来形成的民间宗教团体五斗米教的科议事务。由于不屑于低声下气地逢迎上司，不久他就辞去了江州祭酒的职务，回到他的故里豫章郡康乐县（今江西宜丰县）义钧乡的南山一带，过起了田园生活。不久，州官又下令召他为主簿，专门处理官府的文书事务。陶渊明接受了第一次当官的教训，将这推辞了。
第二次：晋安帝隆安三年（399）到五年（401），时间长达三年。当时荆、江二州刺史桓玄看中了陶渊明的文才，召他为军府参军，掌管军中的文书簿籍。虽然身在军营，但他的心里还挂念着他的家人，他的田园生活。自晋安帝隆安四年底至次年7月末，他先后以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为借口，两次回浔阳老家探亲。隆安五年的冬天，他的亲生母亲孟氏去世，他于是借口回家乡居丧，干脆离开了桓玄的军营。
第三次：晋安帝元兴三年（404）三四月间，其时陶渊明服丧期满，正想找点事情做做。于是被当时的镇军将军刘裕召为参军，东下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赴任。这一次的军营官场，仍然没有栓住陶渊明的心。他终于还是离开了军营，回到宜丰故里，过起了“耕植”的田园生活。
第四次：晋安帝义熙元年（405）三月，当时的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，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去京城递交一份辞职表。听说陶渊明是东晋名流陶侃之后，又曾为刘裕参军，故特示以“惠爱”，送给了他一个“参军”的虚衔，派他持表出使京城。陶渊明心里看不上这个闲职，但由于“耕植不足以自给”，人穷志短，也就顾不上闲职不闲职了。想不到他完成了出使京城的使命之后，这“参军”一职也自然解除了。以前都是他炒别人，这次却是人家炒了他的鱿鱼。
第五次：晋安帝义熙元年（405）秋八月，应辟为彭泽县令。对这个“七品芝麻官”，陶渊明本来就没看上眼。只是因为当县令可以挣钱养家糊口，外加挣点喝酒的小钱罢了。因此，当他又碰到被迫逢迎上司的违心事又适逢胞妹去世时，终于以“不能为五斗米折腰”和“回家吊丧”为由，自解印绶，归隐田园。而自此之后，他就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生活，直到老死。
